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魔力宝贝2月之领主堆智力还是力量(魔力宝贝20人物)

游戏知识 2024年06月09日 09:30 20 admin

制度和民心、民情联系在一起,蕴含了习俗、行为习惯,人们的基本观念,文化的沉淀……这些社会层面的东西集成到政治层面,做一个统一性的安排,和整个社会的状况充分结合在一起,形成制度。

古代“世界的中心”希腊德尔菲古镇。(图源:视觉中国)

自近代以来,西方一直缠绕着中国。从晚清士人睁眼看世界开始,中国人经历了学习西方,追赶西方,对抗西方、接触西方等过程。自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深度和广度,都大大增强。

然而,包括学者在内的许多人,对西方依然存在各种认识误区。作为和中华文明一样伟大的文明,西方文明的诞生和成长有着自己独特的轨道和足迹。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筠看来,在西方文明中,政治制度是最为重要的一环;从古希腊、古罗马开始,西方的政治制度就与中国秦代到清代的帝制有着截然的不同。西方在近代能够诞生资本主义,率先进入工业革命,固然是诸多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,但政治制度是最为重要的一环。在此前出版的《西方史纲》,以及最近出版的《罗马史纲》中,李筠都反复强调:政治制度是文明的硬核。

李筠的研究和写作,虽然以西方为对象,但字里行间却饱含着对于中国的现实关怀。他对西方历史的提纲挈领,一定程度上是为中华文明提供参照;他对罗马作为一个超大共同体兴衰的叙述和分析, 可以让读者思考中国三千多年来统治方式的得失。

几年前,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一书曾在中国引发很大反响。在书中,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德隆·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·A. 罗宾逊提出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概念,这些观点与李筠对制度的强调颇为吻合。钱钟书先生在《谈艺录》序中说:“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;南学北学,道术未裂。”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、政治学家教授菲利普·佩迪特在《心同此理》中的阐述,也与此不无暗合。西方政治制度的生成和变化,对于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就政治制度在中西方历史上的作用、中国古代世界与西方古代世界的差别、制度的诞生和成长等问题,《燕京书评》专访了李筠。今天发布的是第一篇,明天发布第二篇。

李筠,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博士,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政治学系主任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。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传统与政治现代化、西方政治思想史、西方国家理论。著有《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》《英国政治思想新论》等等。得到App《西方史纲50讲》主理人。

▌用平等的眼光来看,西方文明也没有中断

燕京书评:你在《西方史纲》和《罗马史纲》都强调,政治制度是文明的硬核,那么,是否可以说,制度是西方文明现代崛起最关键的要素?

李筠:一个巨大的成功肯定是由多种因素凑成,甚至多因素之间还有风云际会的味道,过了时间窗口,错过了机缘,也不一定凑得到一块儿了。所以,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甚至不可复制的状态。我们后人回看历史的时候去分析这些因素,当然会去剖析到底什么东西最重要。

每个学科都会有自己最在乎的那些因素。我们政治学讲制度最重要,大概法学家也会同意,因为法律基本上也是制度。但经济学家可能就觉得要打一点折扣,因为很多从民间、市场涌现出来的力量,并不见得开始就是制度形态;虽然经济学家对制度的亲和性也很高,但认同制度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一点。如果讲到文化、宗教,这些学科的学者可能会觉得,基本观念的变化、世界观的变化最重要……其实,每一个学科都可以讲到自己强调的因素最重要。

但是,我觉得制度之所以可以排在最前面,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它能够促成一个共同体成员集体行动的逻辑。不是一个人观念改变了,或者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行为,而是大规模的人群都产生了某种的行为,集结成了集体性的力量。所以,从制度去观测西方国家的崛起,会比其他的因素更有说服力,因为它具有某种行动意义上的普遍性。除了观念的转变,还转化成了行为;这种行为集结起来,大家一起共同推进,产生好的效果。所以,制度这个观测点里边实际集合了好多因素。总的来讲,我们政治学强调制度的重要性,并不是单纯的王婆卖瓜,实际是已经集成了其他学科很重要的思考,是一种综合性力量的考虑。

而且,我在《罗马史纲》里边特别画了一个冰山的模型。制度并不是凭空而来,它是和民心、民情接在一起的,它下面有习俗、行为习惯、人们的基本观念、文化在心里边的沉淀,这些因素都和制度联系在一起。这些社会层面的东西集成到政治层面,怎样做一个统一性的安排,和整个社会的状况充分结合在一起,形成制度,这是很重要、很讲究的。即便制度失效的时候,通过它去观测这个社会,也是一个好点。

《罗马史纲》

李筠著,岳麓书社2021年4月版

燕京书评:中国一直有“四大文明古国”的说法,一些文化人一直声称中国是唯一一个连续而没有中断的文明。读完你的《西方史纲》和《罗马史纲》之后,我觉得西方文明似乎也没有中断过。如你所说,西方文明一直在不断成长和演化,从政治制度来看,中华文明自从秦制建立以后,两千多年来只是王朝兴亡的往复循环。近年来,有关中华文明长时间领先的说法也受到挑战。你怎么看?

李筠:这里边包含了好几层问题。第一层问题,文明的断裂性怎么看?哪儿算断了?怎么着算不断?我的一个基本认识,就是文明的硬壳很容易崩溃。可能每个大的文明都建立过很强悍的帝国,有很强的控制力,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统治风格,甚至渗透到民心里边,成为一种政治文化。老百姓认为,这种统治天经地义。但是,帝国不倒,或者不断被复制,这个文明才算得到延续吗?那么,埃及文明要延续,就一定要法老活到20世纪才行。我觉得,用硬指标来讲,其实不妥当。更重要的是作为文明软件的文化,尤其是轴心时代形成的一些基本的文明的自我认知,有没有被重大改写。

比如说,中华文明从孔夫子的儒家创立以来,中国人大体以儒家学说为基本的框架来认识自我,认识这个世界。在这一点上,大概来说,至少中华文明的自我认知一贯性比较高。如果是按照政治建制来讲,中华文明其实变化也很大。周代的封建天下和秦制就大不一样。即便是秦以后,中国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。秦汉帝国,我认为只是中华帝国的1.0版本。经过了东汉的佛教传入,然后北方的民族迁徙进入中原,所谓“五胡乱华”,北朝那些事,到了隋唐,中国形成了帝国的2.0版本。再往后,蒙古人来了,西藏人也加入了,经历宋、元、明、清,形成了帝国的3.0版本。秦汉、隋唐、宋元明清都不同。那北朝的时候,算是中华文明的断裂吗?还是蒙古人入侵算中华文明断裂?既然这些都不算,我们可以讲成1.0版本、2.0版本、3.0版本,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看其他的文明?希腊文明可以看可以看成西方的1.0版本,罗马是2.0版本,经过了中世纪3.0版本的融合,它升级成了现代的4.0版本。不同的版本之间显然不会一模一样,它在每个阶段会长出自己特别强悍的特征,跟以前的版本区别开来。我觉得,这样一个文明演化升级的路线对大家都适用,你不完全是单线,我也不完全是单线——悠长的文明实际都很复杂。用这样的思路来平等的看待大家,我觉得比较可靠。

关于文明的领先和落后这个问题,既然大家都存在着长时段演化版本更新的问题,万一我的波峰遇到你的波谷,这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吗?大家都是以千年为单位,这样一个长跑的过程,哪一方在某一段领先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现在好多人讲我们就快要超过西方了,其实这种急切完全没有必要;而且,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谁领先谁落后,而是如何实现更广泛更深刻的融合——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。

各种观点都可以有,但要把事实讲清楚。所谓讲清楚,不仅要把事情基本面貌讲出来,还要交代它的基本背景:一个事情是在什么样的基本环境下发生的。现在很多观点不恰当,就是把背景给抹了,只讲那个事儿。以《白银资本》为例,它不是单纯地讲明代的中国很牛。实际上,当时白银资本的全球性流动,要放到大航海以后的全球化进程中去看,它是一个全球搅动的结果。只不过在白银从墨西哥出产的初期,中国的贸易结构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,它并不是讲中国在那个时候特别牛——恰恰相反,是讲我们中国在那个时候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进程,而我们还不自知。

《西方史纲》

李筠著,岳麓书社2020年6月版

燕京书评:你在《西方史纲》中提出,用两纵三横来看待西方文明。两纵,包括文明和野蛮的关系、现代和古代的关系;三横,包括生存的意志和智慧、权力的生成和流转、文明的融合和冲突。我感觉,“生存的意志和智慧”这一项似乎与其他几项不太协调,这就像民国期间鲁迅等人说到的“国民性”,是一个无法说清楚、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东西。但是,你把它作为三横中的一横,显然有着你自己的考量。另外,在《罗马史纲》中,你把民众性格看成一座冰山的底层(47页),同样面临这一问题。那么,你的主要考量是什么?

李筠:“生存的意志和智慧”,主要是通过文字、考古资料去辨别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孩童时代到底长成了什么样。如果再往前延伸,比如说我们可以延伸到地理决定论,你这个人群就生活在这个地方,地貌气候就决定了你能够怎么样。其实,我是想通过对人群的定位,一定程度上摆脱地理决定论。也就是说,这群人在这个地方选择了什么样的活法。

人面对环境有很多种应对方式,那么,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可以留存下来,经过主动或被动的筛选,成为一个人群的活法——这就是他们的“生存逻辑”。这个民族不仅长大了,而且越来越强,原初的生存逻辑会被不断放大。像罗马,它长成了世界帝国,一定在它的童年基因里有证据。它的先民们选择活法时种下的生存逻辑,在伦理上会沉淀为基本的德性,比如说勇敢、勤劳、诚实、忠诚等,这些品质和他的活法相匹配,好的共同体就会出现。罗马人一边当农民,一边当战士去打仗,形成了兵农高度结合的体制。我要从这个人对环境的适应,一定要结成一个人的共同体,共同体内部有它的章法,讲清楚这种逻辑,不是把人的事情推给大自然或者推给神仙。讲制度也好,习俗也好,伦理也好,这些东西有据可查,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是可以讲清楚的事情。

所以,我讲“生存的意志和智慧”,主要是针对先民在共同体形成的初期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,软硬件的初级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子,它的民族独特性(相对的)出来了以后,它走上了什么样的路。从这样一个初级阶段,可以看到它的原始资本。

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科学家叫英格尔哈特,他在今年5月8日去世了。他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,在全世界各地搜罗人们的政治态度,然后将这些调查数据变成图表。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,都可以查阅,每个国家哪年到哪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。如果我们谈国民性问题的话,它实际上并不是一元的:一国的国民性和政治态度,政治文化里边有好多突出的点。比如说你愿不愿意服从、你愿不愿意参与等这些问题一一罗列,中国人大概是什么样的,可以就画出一个图形来。你会发现,好多在理论上很可能有冲突的点,在一个民族身上都是突出的,并不是单纯的奴性和公民性两极就足以概括一个民族的国民性。

在这个意义上,无论是从个体来讲,还是从群体来讲,人性其实一直都很复杂,里边的元素很多,一直在变化。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时代,它能把好的品质激发出来,坏制度就很容易把人心的恶激发出来。

中国的改朝换代与西方古代世界都很糟糕。图为秦始皇兵马俑。(图源:视觉中国)

▌在古代世界,中国改朝换代的战乱和中世纪前500年都很糟糕

燕京书评:此前很多人认为,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一片黑暗;你在《西方史纲》中认为,中世纪(公元476年开始)前500年比较混乱,文明成果比较少;后500年比较安定,文明成果井喷。对照一下此时的中国,正是从南北朝、隋朝、唐朝、五代十国、宋朝、元朝到明朝时期。除了某些朝代有比较短时间的安定繁荣之外,大部分时间民众生活贫困(似乎比不上西方民众的生活水平),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死亡。你怎么看?

李筠:中国改朝换代的战乱,和中世纪前500年都很糟糕,有战乱的地方都是一样的烂。大概而言,西方中世纪前500年是一个强盗团伙频繁劫掠的状态,强盗来了一波又一波,旧的强盗还没站稳,还没建立王国,新强盗又来把它推翻了,所以比较黑暗,大家都没有安生日子过。中国改朝换代如果持续接近一个世纪的战乱,大概人口减半是正常状态。罗马帝国晚期,西方大概有4000多万人口;过了500年,大概到公元1000年,西方只剩下2600万人口,基本上也少了一半,而且地盘少了,比如说北非就丢了,地中海的东岸基本上也丢了。人口的大规模缩减,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状况。

魔力宝贝2月之领主堆智力还是力量(魔力宝贝20人物)

我想强调的是,普通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,其实基本是在现代世界。古时候老百姓的生活,不是“艰苦”两个字就能形容,就是“有今天不一定有明天”。咱们算一笔小账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基本讲清楚。中国第一个数得上的所谓“太平盛世”,是汉代的“文景之治”。在这期间有一个好政策,历代都是大书特书,叫“十五税一”——只要税率低到这个份上的就是好皇帝,中国人都形成这个思维定势。但是,据经济史的测算,在汉代的条件下,一个成年男子给他足够的土地,在自然能力下耕种,大概只能养活两口半人,就是说,养活父母都很艰难。如果这个人勤劳一点,加上风调雨顺,收成好一点,基本上能养活一家三口人,然后留下种子。其实,“十五税一”是刚好把你好年景的剩余拿走,皇上就是让你什么都不剩。如果遇上坏皇上,就让人的自我再生产不能持续。那样的农业基本状况养不活人,就是找了老婆生了娃都没有办法养活他们,人口都没有办法再生产。所以,在古代的农业社会,普通人很难过上好日子,遇上坏政治简直就没法过了,遇上战乱绝对是地狱的状态,这里面有生产力和税赋的限制。皇上收税都是很准的,并不是一发善心弄出来的。

燕京书评:进入现代以后,西方国家以领先的科技带来的军事武器对外扩张和殖民,并且逐渐富强。而中国的明清两代,却是君主制最黑暗的时代。所谓“康乾盛世”,不过是民众还能活着而已,大部分底层民众的生活非常贫困。对于西方的领先和中国的落后,目前出现了很多种解释理论,有的侧重于政治制度,有的侧重于经济,还有的注重地理环境,等等。那么,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

李筠:我觉得,现代化是一套系统,西方率先进入了这样一个系统以后,它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,而且是全方位的提高——政治的、军事的、经济的、贸易的,这和没有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不是一个量级。凯文·凯利有一句很好玩的话,叫做“低级系统无法理解高级系统”,人不理解上帝就像狗不理解人一样,你没法想象它到底是怎么样。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和中国之间还不至于到这样的差距,但这个差距非常巨大,茅海建先生《天朝的崩溃》用我们最熟悉的事,把这个写得仔仔细细。鸦片战争,按理说西方就是来了几船人,就这么几千个士兵,怎么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就沦陷了?按理说我们4亿人,一人吐口唾沫,就把那几千人给淹死了,咱们怎么愣是打不过,就是不理解这个高级系统到底厉害在哪儿。

西方的领先主要是它在1500年非常迅速地进入了现代世界,而我们进入现代化是被人撬开了国门,一开始都没搞明白。在1840年,大概人家的工业革命都展开了,我们还停留在天朝上国的农业社会,所以清朝和英国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,第一仗第二仗输了,还没明白到底差距在哪儿。中国人认识到这个差距巨大是系统性的落后,实际上是在甲午战败以后。因为大清居然输给了西方人的学生、我们原来的学生——日本,直到这时才醒过来,我们再不奋发图强,保国、保种、保教都成问题了。

所以,我更愿意用一个系统性的解释来看待中国在近代史上和西方的差距。它不单纯是军事的、技术的、商业的……而是全方位的,是一个系统和另外一个系统的差别。这可能更全面一点,也更深入一些。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,它有它的优势,也有它的缺点,但是它确实带来了极高的效率,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在两个系统碰撞的时候,它的硬优势非常明显,而我们中国人也是从这个层面上先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,一开始就认为是我们炮舰不如人,所以打不过人家。搞了洋务运动以后,发现还是不行,尤其甲午战争我们的海军铁甲舰好像更好,为什么还是输了?看来还有别的不如人……实际上是一步一步不断吸取教训,同时去找差距,这也是我们对现代化一步一步深入的认识过程。

《古代希腊民主政治》

晏绍祥著,商务印书馆2019年8月版

燕京书评: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,但我还注意到一点,一些西方学者有意去西方中心论,把所有的文化和所有文明都平等看待。不料,它在中国造成了一个后果,一些中国学者看到人家在说我们的好话,好像中国的文明和统治方式并没有那么差,然后就拿过来说事。这样一来,实际离真实的历史更远了。我相信你很早就注意到这个情况。

李筠:实际上,这是历史学里边经常犯的错误:时代错置。在西方,学院里边已经是左派占据主流,他们基本的状态是批判——理想主义的批判,甚至撇开了逻辑和历史的批判。而我们国内有些人,专门从他们的理想主义批判当中,找一些东西来疗中国历史或者中国现实的伤,真正的诊断反而被耽误了。

燕京书评:《西方史纲》和《罗马史纲》显示,西方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力,似乎很少一元独大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,尽管也有少数统治者建立起个人独裁,但其权力仍然在现实中受到某些限制和有效制约;在中世纪,教会一直与皇权争执不下;即便是所谓的“绝对君主制”时期,西方君主的权力也比不上秦制之下的中国皇帝。

李筠:西方的权力多元化,一直比中国更充分。而这种权力多元化,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在于,不同来源的权力都是正当的。我们都有根,你铲不掉我,我也铲不掉你。

从法理上讲,帝制时代的中国,权力是一元化的,只有皇帝有权力,其他所有官员的权力都来自皇帝,皇帝是主干,其他的都是枝丫。总体上来说,皇权的一元性笼罩非常强大。而在西方,哪怕在罗马时代,皇权也没有那么硬,皇帝自己实际上都非常难说清楚,我的权力是来自朱庇特、马尔斯吗?是君权神授吗?好像不是,我们罗马从来不这么讲。那是来自人民选举吗?好像也不全是。无论是来自上面,还是来自下面,罗马皇帝都没那么肯定——在皇帝权力的来源上,罗马其实一直都含糊其词。

我在《罗马史纲》里边写到,这是帝国宪制的硬伤,罗马始终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。人民有人民的权力,保民官可以占据人民的权力,元老院有元老院的权力,世家大族本来就是罗马的主政者,皇帝也不能把他们全干掉。到后来,中世纪有封建领主,他们和国王之间是契约关系,只有对等主体之间才能签契约,皇帝国王也不能全部干掉封建领主,干掉就没有和皇帝签约的人了。何况旁边还有教皇在掣肘皇帝和国王,扶助贵族。然后,还有城市的资产阶级,他们也组织自己的城市议会,设立城市的执政官。在法理上,皇帝没有依据用自己的权力彻底铲除其他的权力。更遗憾的是,皇帝也没有硬实力,客观上也做不到。主观上没有人接受皇权是唯一的权力来源,客观上皇帝也做不到,西方的权力一直是多元的。

而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权力的一元化。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”皇帝就是天子,他就是权力的枢纽、来源和根据,其他的权力都是从皇帝这儿来的。所以,皇帝要毁掉谁都很正常,都是可以的——而且,皇帝越来越有实力这么干。基本上,从秦始皇建成秦制以后,只要这个大王朝够稳定,皇帝的硬实力足以消灭其他的反叛者。这样一个差别,在中西之间很明显;西方权力的多元化,一直是它基本的社会政治状况。

凯撒大帝(图源:视觉中国)

▌西方的权力一直是多元化,中华帝国权力集中于君主

燕京书评:万历皇帝可以任意征税,扼杀了当时的商品经济,民间怨愤滔天,但也无济于事。西方的君主却做不到如此任性。那么,西方最高统治者权力一直受到制约和掣肘,这种传统是否也是西方国家率先完成现代转型,走向民主制的重要因素?

李筠:西方的权力多元化,有没有利于西方国家率先完成现代转型?话分两头:现代国家的建立,以及结构性调整。

完成现代转型很重要的一个事情,就是建立现代国家——这样一个高效率的政治机器被建立起来。在初级阶段,绝对君主制充当了发动机。国王不要这些诸侯,不要这些领主,就是要直接征兵征税,直接支配这个国家,行不行?大家觉得这个做法很恐怖,似乎西方从来不是这样,西方要开议会,要有封建契约的权利与义务,不能由国王单方面说干啥就干啥。绝对君主制时期,国王们想了很多办法实现直接支配,现代的官僚系统、常备军、税收系统,都是在王权这一主干下建立起来的。从政治学意义上讲,它确实是有专制的倾向;但很重要的一个事情,是它实现了分散权力的集结,国家有主心骨了,要是大家散作一滩泥的话,实际上进入不了现代。

好就好在,这些强大的绝对主义君主被同步崛起、稍后集结的社会力量掀翻了——即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:英国光荣革命、法国大革命、美国独立战争干的都是这种事情,我们不要绝对君主(现代化初级阶段的轴心发动机),我们人民自己来。

前一段绝对君主爬上去,后一段经过革命把君主拿下来,不过国家仍然可以走强,仍然可以保护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生长。很重要一个因素,就是法律、法制规范的普遍存在。西方人非常习惯这套东西,什么东西你得给我讲个“法”,是不是有法可以说道说道,不是君主的个人意志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任何人掌握任何权力都讲“法”,他们在斗权时也是在斗“法”。那么,政治的、市场经济的、民间社团的各个领域都有法要讲,法的基础非常充分。在法的意义上,大家竞争出一个和平的、可以合作的、共享共赢的局面,概率就非常高。

所以,率先转型,不单纯是因为权力的多元化,而是权力的集结和它的规范使用。如果只讲权力的集结,那就集结成了秦始皇,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就被掐死了。权力的多元,使得初期集结起来的绝对君主也没办法像秦始皇一样一手遮天,其他政治势力甚至可以把国王拿下来,路易十六不是被砍头了吗?关键不是干倒一两个君主,而是干倒君主以后还可以有规矩地生活。在这个意义上,西方的法律基础非常雄厚,它不仅可以把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化,甚至可以把权力规范化。这是它走向现代民主法治最重要的资本。

燕京书评:《西方史纲》分析了西方建构现代国家的区别,英国采取了司法集权,现代化道路比较顺畅;法国采取了行政集权。你还提到,法国无法采用司法集权,原因之一是“国王主要依靠官僚来管理国家,这和英国国王选择建立法院系统,通过巡回法院管理国家大不相同”。那么,司法集权的基础是法治吗?在走向民主化过程中,如果行政集权必须转变成司法集权,最关键的因素有哪些?

李筠:我觉得,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。英国人选择了司法集权,其实是没有什么牌好打。因为司法是一种被动的统治形式,那时候国王还不能说法院想开在哪儿就开在哪儿,国王连开法院的资源都没有——人也没有,地也没有,钱也没有,他只能巡回:国王骑马全国走一圈,或者派钦差大臣走一圈。所以,司法集权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政治选择,是没有办法才做出来的事情。

从后世的效果来看,司法成为政治的基本存在形式,就是那时候没有立法,也没有行政,只有司法能让人民感受到国王的存在。因为国王给我公正断案了,那么,国家就是秩序,是以司法的公正裁判形式存在的;人民就认为,司法这种政治的存在形式很自然,甚至在观念里根深蒂固了。

中国恰好相反,司法裁判从来就不是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存在形式,而是由官吏给民众发号施令。中国从来都是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,从秦始皇开始派县长实行郡县制就已经是这样,一直到现在。法国国王和中国传统的思路接近,君主就是要管官,让官去管民,去发号施令,这些官员忠实地执行命令。每个皇上巴不得手底下的大臣全都是田文镜、李卫,干得比君主说得还要狠,120%的完成任务才好。这种行政主导思路是强势统治者喜欢的,它实际上是一种强政治的追求。这种强政治的追求,在西方的道路上没有完全实现。“秦二世而亡”,很重要原因之一,就是严刑峻法过于刚猛。如果秦代持续的时间长一点,比如说秦始皇不是五十几岁死了,而是100岁才死,其实也不太可能用铁框子框住中国人。

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。内蒙古赤峰市松洲法治文化公园韩非子雕像。(图源:视觉中国)

从官来讲,秦始皇用的套路是法家教他的,以法为教,以吏为师,让老百姓按照严刑峻法去生活就好。实际上,这样的状态没有办法持续。你不能把人当牲口关起来,假设人人都是没有主体性的,把你的法条内化到心里就完了。所以,才会有汉代的儒家用伦理教化来安抚民众。那么,官吏从什么样的地方出呢?秦朝用的是酷吏,汉朝开始倾向于儒生来管理。用官吏来管理国家,要有一套通用的文字系统,实现行政的上令下行,上令下行的级别越多,嘴就越不可靠,就越要靠文书,文书系统就形成了。

实际上,真正可靠的行政系统,一定是有很多基本条件才能比较成熟,摆脱结构性腐败。第一,必须有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,有充分的货币流动——换句话说,给官员发工资。就这么个简单的事,其实都很难。中国的古书上记载,三公九卿制度确立之后,最高官职的丞相2000石,那就是发谷子意思。在汉朝很长一段时间了,官员的工资都是粟米,不是银钱。皇帝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养活官员是个大问题,如果你给他钱,好记账,官员是不是中饱私囊,好查。一旦皇帝给官员土地,他就变成封建领主了,这不就不是秦制了嘛?所以,皇帝只能给钱不能给地。还有,官员的文化要达到一定水平,能够处理公文的上令下行,这些都是基本条件。而很多条件在绝对主义时期,就是路易十四的1650年左右,法国并不具备。所以,这样一个不具备条件的表面上的行政集权,实际上只能是离封建制不远的新封建制。你派一个总督去管那个地方,那里就成了他的独立王国,然后搞包税制,我说那个地方收多少,只要把国王的这份交足了就行,其他的你自己干,那他肯定就鱼肉乡里了。

所以,绝对主义的新官吏诞生以后,它并没有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行政系统,只不过是官吏层层任命,是国王私人权力的扩张。国王既然说“朕即天下”,天下就是国王家的,那人家官吏的地盘为什么不是他家的?权力私有的逻辑自然就传导下去,腐败自然就是结构性的。所以,在那样一个时代,我们看到法国用行政集权的路线,从长远来看它的做法更现代,但在那时候根本就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。所以,它做成了那个时代的“四不像”,国家的腐败特别严重,民怨沸腾,最后导致革命。

燕京书评:秦晖老师曾经概括封建制与秦制的区别。封建制的特征是,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;秦制之下,皇上是所有人的主人,所有人都是皇上的奴才或奴隶。相比之下,周代是封建制,享祚大概800年,比后面秦制的朝代延续的时间都要长;而西方的封建制也很稳定,很少出现秦代以降两千多年里频繁出现的改朝换代。《西方史纲》和《罗马史纲》都未论及这一问题,作为政治学学者,你怎么看封建制与秦制之间的区别?

李筠:秦晖老师讲的“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主人”,我认为是对秦制基本特征的精彩归纳,把最核心的东西讲清楚了。但是,封建制和秦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。这个话题很重要一个误区,就是有不少人觉得秦制就比封建制要坏、要狠。从总体上的效果来看,两者其实是半斤八两,谁也不比谁更好。至少从老百姓生活的意义上来讲是这样,只能说谁比谁更不那么坏,仅此而已。

拿你举的这个例子说,周朝享祚800年,看起来协和万邦、雍容华贵,其实武王伐纣成功,没三年就死了,然后是周公旦辅政七年,之后还政给了成王,然后是“成康之治”,就好了这么四代,西周就走下坡路了。不要说周天子有多少控制力,就算它有一个好政治,也就四代就完了。东周基本上没什么好政治,一开始就是周天子成了丧家之犬。周代无论从天子地位,还是国内的和平、诸侯的协调来讲,周的统治在绩效上并不是特别成功。否则,为什么孟子抨击说“春秋无义战”?春秋无义战,就是因为周天子不行才搞出来的,战国就更糟糕了。

魔力宝贝2月之领主堆智力还是力量(魔力宝贝20人物)

周的有效统治并不是很好,封建自然就会造成诸侯之间的互相杀伐。弑君者三十六,亡国者七十二,这种事普遍出现。在很大程度上,封建就意味着战乱,而且是有组织的互相火并。不仅中国如此,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基本上也是这样。封建王国当中的领主,公侯伯子男这些有头衔的贵族,他们的第一身份都是武士,天生的职责就是打仗,不打仗他们就痒痒。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,他们除了打仗,甚至不知道别的。封建就是这样一堆人组成的格局,你认为好吗?天天发生的都是这些事,各路诸侯领主相互相互敌对、相互猜忌,我怎么搞你一下,你怎么搞他一下,搞大了我就把你的国灭了……想的都是这种事情。老百姓在这样一个局面下,生活也不好。封建格局下,人可以流动,比如说你作为说客、商人、游侠等,从这一国跑到那一国去,看着挺自由。在秦朝统一以后,这事儿都没了,自由度下降了。但是你想,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有几个是这样的自由人?大部分都是饱受春秋战国战乱之苦的老百姓。

所以,封建和秦制的比较,在制度上和再文化上非常有必要,但不能有倾向性的说,谁就一定绝对优于谁,一定不能绝对地讲封建比秦制有更多的自由,它就更好。这种结论太过草率和僵硬了,更妥当的说法是各有各的不好。

苏格拉底像。(图源:视觉中国)

▌西方的文官制和中国的文官制没有关系

燕京书评:《西方史纲》描述了西方国家现代化和民主化过程,有学者曾经论及,封建制的国家更容易完成国家转型并建立民主制;秦制或类似秦制的国家,现代化和民主化道路都很曲折。作为政治学学者,你认为其中的内在机理是什么?

李筠: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是反对这种论调的,不能将封建和民主直接联系,好像从封建制走向民主就更容易,我认为,这个逻辑不成立。大概从19世纪中叶,英国有一个很显赫的历史学潮流叫辉格史学。辉格史学的基本要点就是,越封建就越容易民主、越容易现代化。拿到英国史来讲,就变成英国之所以领先,就是因为有了《大宪章》。《大宪章》是怎么弄出来的?就是二十几个男爵围攻了约翰王。有了这个根子,我们英国就一步一步走向自由了——辉格史学就是这样一个论调。

大概在20世纪初,辉格史学就被挑战了。后来大家认识到,实际上这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,不符合真实的历史——反例就是波兰。我们都知道,波兰几乎是世界上最悲催的国家之一,三次被列强瓜分,俄、普、奥都在它周围。波兰就是一个很封建的国家,国内的大领主、公爵、大主教在国王面前都很牛,他们一堆人开会,国王只是其中之一,大家一起把事定了,国王不在他们之上,不能说一不二,这个格局很民主。但是,为什么波兰陷入了被瓜分的境地?民主化不能无根基、无原则地讲。现代国家的民主化,必须先有现代国家,才能进一步谈民主化;没有现代国家这个前提,谈民主化是虚妄的。

那么,封建是不是有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?其实,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阻力。那些绝对君主都想干掉封建领主,最好旁边都没有人,我一个人说了算——这就是绝对君主的理想。现代化的第一步,实际上是走向国家的统一,绝对君主集权基本上完成了这样一个进程。有了这样一个集结起来的国家之后,像英国光荣革命、法国大革命把这些绝对君主拿下,变成立宪君主也好,变成共和国也好,就是决定性地走向民主。没有前置的建国阶段,直接讲中世纪的民主,那就是波兰被瓜分那样一个悲催的格局。

所以,不仅要把不同国家的历史做比较,还要把基本的政治逻辑理清楚,不要把必要的环节省略掉,否则可能会走入歧途。

燕京书评:之前有人宣称,英国从19世纪中叶建立的文官制是受到中国文官制的影响而形成。读完你的《西方史纲》和《罗马史纲》之后,我感觉,它应该是从希腊、罗马到中世纪这一脉络发展形成,与中国秦制之下的文官制根本不是一回事。你怎么看?

李筠:包括我们现在的行政学普通高校教材,都会讲现代文官制度和科举制的联系,其实我觉得这种联系非常牵强。现代文官制度要解决的问题,和我们中国古代科举制下官僚体系要解决的不是同一个问题;他们所凭借的,也不是同一种资源。现代文官制度建立起来,是因为国家事务的膨胀,要管的事儿多了。而英国甚至包括美国的文官制建立起来,最主要针对的是现代的政党分肥制。两大党谁在选举中胜利,把哥们、兄弟、捐款人等全部安插成政府的官员。选举时我给你捐钱了,你当时给我承诺了,你上台就得让我也捞一把。政党政治下的普遍腐败就出现,官员实际上并没有履行他的职责。现在文官制是因为民主体制到来,政党政治成熟,必须要克服政党分肥制产生的问题。而我们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现代民主,不存在议会制,不存在政党政治,也就不存在政党分肥——逻辑完全是不一样的。

西方的文官制,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政治中立、职务常任、专业化的队伍,干掉分肥的那些政客。而中国古代主要解决的是,帝国太大,皇帝管不过来,所以必须向下进一步延伸权力,那就派官去管。西方是解决现代政治带来的问题,中国的科举制是传统读书人为皇上分忧——儒生既有入世之心,又想做官,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。这套理论还讲忠君爱国,挺合适皇帝,皇帝为什么不用?双方一拍即合,皇帝在地方有帮手,儒生也有施展抱负的机会。所以,两个逻辑完全不一样。

而且,现代文官制度考的是常识、逻辑、一部分的专业知识,尤其是文案、法律、管理、科学等知识,科举考的是“四书五经”,倾向性非常明显,带有非常强的特定的教化意义的内容,都是古典的。所以,两者基本没有联系,不用扯在一起。

屋大维,被称为奥古斯都。(图源:视觉中国)

▌没有一种民主的方式是包治百病的

燕京书评:《西方史纲》显示,西方的封建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时候,曾经有过“绝对君主制”时代。即便如此,西方国家始终没有建立起类似中国的秦制和俄罗斯那样的制度,为什么?

李筠:中国的皇帝和俄国的沙皇,基本都是以文明为单位的大皇上;就像罗马一样,没有和皇帝并立的最高统治者,皇帝只有一个。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事情,就是做成权力系统和意义系统的高度重合。这个意义系统,为皇上和沙皇背书的内容特别充分,这是罗马皇帝都没有过的。

在西方中世纪和现代早期,当绝对主义王权产生时,它压根就没有可能去完全控制意义系统。第一,教皇更有资格讲西方世界的意义,他手底下有一大帮非常厉害的神学家和法学家;第二,反教皇的神学家和法学家也有一大堆道理,但他们不一定跟国王是一伙的。这两个人群,无论是教皇率领的所谓基督教正统、天主教会的法学家和文人也好,还是反对他们的法学家和文人也好,文化水平都比国王高,比国王手边谋士们的水平高。实际上,国王们处于文化、修辞、意义制造的弱势地位,讲故事讲不过人家。好不容易有几个文人墨客讲了一点给国王帮忙的道理,要把它普及到老百姓心里边,和基督教讲了1000年的故事竞争也很难。所以,绝对主义君主看起来很强势,但基本上有半壁江山根本就不在他们掌控之内。

另外半壁,国王们要建立硬件系统:常备军、税收系统、官僚队伍,要在硬实力上对抗那些公爵、伯爵,还有修道院长和主教,他们头上还有教皇,国王们要对付一大堆政治势力。系统的建造和对手的压制,都是很困难的事情。所以,绝对君主看起来很牛,实际是文武两头都没那么强悍,比起中国帝制时代的皇上和俄国的沙皇都差太远了,绝对做不到说一不二。这样一个貌似强大的现代早期王权,从社会基础、文化基础、群众心理基础各方面来看,比古时候的专制皇权真是相差很远,这也是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可以掀翻他们的原因。如果他们真的非常强悍,资产阶级革命是很难成事的,成了可能也没有社会土壤长出新的社会政治形态,可能又回到原来的模式,循环往复,那就只是改朝换代。

燕京书评:古希腊是采取的直接民主制,现在的西方代议民主制有一些争议,比如,王绍光就认为竞争性选举是“选主”,他还提出要恢复古希腊时期抽签式民主的办法。在你看来,这种直接的“古为今用”是否可行?

李筠:咱们算一笔账,就知道抽签制可不可行。在一个上亿人口的大国,有个职位很重要,每个人都有机会抽签来当,看起来很公平,问题是最后什么都做不了。假设一个人一辈子活100岁,也就36500天,比起1亿这个分母来,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。也就是说,一个人这辈子抽中这支签坐上这个职位的可能性,几乎跟买彩票中500万差不多。即便有幸运儿抽中了,坐一天这个位子,在这一天当中秘书先给介绍一下,今天你要签掉的公文有这么几件,它来龙去脉到底各是什么。你能理解吗?如果理解了,能做出判断吗?做出了判断,对于明天来坐这把椅子的人有约束力吗?这样一来,就陷入了极度低效的状态,相当于废弃了这一职位。你准备把多少种职位这样明面上拱得很高,实际上废弃呢?一个国家有多少种职位可以让你拿出来这样废弃?政治不用运转,只考虑它的产生如何符合你的原则,产生之后它能不能办事你不考虑吗?

所以,抽签和其他所有民主试用过的办法一样,它只是一种方案,只是体现民意的一种办法,它有它合适存在的地方,但它必须根据条件、职位、责任、参与人等多方面因素去选择,这个办法不能包治百病——没有一种民主的方式是包治百病的。

民主有很多方式,各个不同的地方应该应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政治从柏拉图开始讲,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必须严肃考虑,就是专业性。政治的专业性很强,一旦你考虑这个维度,抽签就要慎重,普通不具备这个专业知识的人如果抽中了,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?如果专业门槛非常低,那没有关系,如果有专业门槛,抽签就不灵了。

标签: 魔力宝贝2月之领主堆智力还是力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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